细语加拿大

《金陵十三钗》没看电影先看了一堆影评，让我想起几年前谢飞评张艺谋的一段话：

“张艺谋，其实他第一部电影，我看了《红高粱》，我觉得这是一个商业片导演啊。他太会运用光彩啊，节奏…… 太好看了。他本身没有太多的人生哲学和或哲理。因为伟大的电影作家，像费里尼啊，伯格曼啊，这些人都是思想家，他们对历史人生都有自己的独特看法。像张艺谋他实际就是一个视觉的天才。以前很多片子，我说我很不满意你的片子，你怎么只写人性恶啊？那个《摇啊摇》，巩俐，从小就是被人家卖来卖去，受那么多苦的一个女孩子，怎么最后她也很坏。《大红灯笼》这个女孩子也很恶。我说你只看到人性中的恶。但是他后来突然拍了《一个不能少》和《我的父亲母亲》，只是写光明。他就是属于自己没有特别稳定的、深刻的、独立的人生观。”

2008年蒙特利尔国际电影节，谢飞是评委之一。采访是那时做的。贴在这里的是根据录音为广播写的稿子。录音和文字都没有经谢先生审阅过，其中如果有错漏，一定是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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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开幕式上，主持人介绍谢飞先生时说他是中国第五代导演。但是他自己却说他属于第四代，是张艺谋等第五代导演的老师。话题就从中国导演的代际划分谈起：）

“由于中国上五十年社会、政治变化太大了，造成了不同时代的拍电影的人的作品很不相同。第三代，就是谢晋导演啊、谢铁骊啊，他们都是在解放前受的教育。我们呢，第四代，连小学都是解放后上的。我们接受的教育跟谢晋导演他们就不同。然后，张艺谋他们是文革后进的大学。他们接受的教育又跟我们那时候的社会主义的、理想主义啊，完全不一样了。所以，由于有了这个解放前后和文革前后的巨大区别，这几批导演，生活在不同时代的导演，每个时代的烙印你是没法摆脱的。第六代全部是文革后才长大，对文革只是听说过。所以他们长大就是在改革开放、经济发展、市场化的城市生活中。所以这样就等于是六代。但是为什么没有第七代呢？我觉得很长时间不会出现第七代。因为最近三十年，中国社会基本是一个状态，就是发展经济，所以它没有大的变化。艺术家，特别是他在三十岁以前生长成长的政治、社会环境，是他主要的创作源泉，是他认识世界的基础。”

（谢飞还解释说，第一代是自1905年起从拍无声电影起步的导演。第二代处于抗日战争前后中国电影的辉煌时期，他们拍摄了《渔光曲》、《马路天使》和《一江春水向东流》等杰出的作品。然后才是以谢晋为代表的第三代。谈到这些年中国电影的发展，谢飞认为：）

“现在眼前我觉得中国电影只是两大类。一大类就是商业电影。比较成功的一个就是冯小刚搞了十几年的贺岁片，再一个就是以《卧虎藏龙》开创了一个中国古装功夫片，竟然能够在西方的主流市场上赚钱。在这个情况下，所有的制片人就要求张艺谋、陈凯歌他们也拍这种（电影）。这样就有了《英雄》、《十面埋伏》、《无极》。但是很快，五、六部以后就不成了，大家看烦了，票房惨淡。他们现在基本上是功夫片、动作片、黑社会、警察片，但是一定要用香港明星、大陆明星、台湾明星，七、八个大牌一块儿演才能凑合赚钱。第二类呢就是所谓文化片。最代表的就是贾樟柯的写实片。他制作很便宜。像他最好的片子就是《三峡好人》，在欧洲得了奖，在法国是创下了非法语片的最高票房。所以就是，文化片艺术片呢，其实只要找到了市场，还是不会赔钱的。但你一定要做得有文化价值，有艺术价值。”

（谢飞自己导演的电影，例如《本命年》、《香魂女》、《黑骏马》，都属于文化片，但他还是认为，在一个正常的社会里，应该让商业和文化平衡发展。商业电影自有它的存在价值。）

“这两类电影啊，各有个的活法。商业片呢你也别骂他。因为商业片如果做得比较健康、娱乐得好呢，其实也有它的价值。类似我们现在经常看的希区柯克的惊悚片、卓别林的喜剧片，真是百看不厌。包括《音乐之声》这样很美的音乐片也还是不错的。所以如果我们做一些好的，包括《少林寺》这样的，其实也还是很好的。所以你要做娱乐片，你就要做得非常有技艺，非常给大家美感和娱乐。那你要做文化片，你就要做出有价值。我觉得搞艺术的电影，你要坚持自己的信念，同时你要安于清贫。你不要看冯小刚那么有钱，张艺谋那么有钱、那么出名，我就一定要学他们。那也不一定。所以我觉得这两者呢，不是说每一个导演，两种电影都可以拍好的。每个人的才华和兴趣不一样。所以自己要发现自己适合拍什么。”

（谈到电影的发行市场，谢飞认为，电影的黄金时代在全世界都已经成为过去，在中国这一点尤其明显：）

“80年的时候有个数字：中国电影观众达到了290亿人次。就是每个人要看29次电影。一个电影一公演全社会看。比如说一个《天云山传奇》，全社会看了吵，有的喜欢有的骂。一个电影一夜之间让刘晓庆成名，让陈冲成名。但是自从90年代以后，迅速地下降，降到了大概2000年才八亿观众，就是半次都不到。一直到现在稍微好一点。今年可能能到30亿人民币的票房。最近这上半年最好的还是“熊猫”吧，《功夫熊猫》。其实大家也不用着急中国电影。中国人并不是只爱看美国片。绝大多数的中国人就看中国的电视剧。就是只要不是少年，没那么多谈恋爱的时间往外逛，天天上完班就在家里。这个中国现在两万集的生产，每年要播一万集的电视剧。包括《激情燃烧的岁月》啊，《雍正皇帝》啊，包括《大宅门》啊，去年演的《闯关东》啊，真是非常受欢迎。 而且拍得也不错，演员也是最好的。所以现在我们导演和演员主要都是在拍连续剧。去拍电影的一是几个少数能拍大片的，还有就是有一些热爱艺术的做小制作，像贾樟柯这样的。 ”

（谢飞认为电影是年轻人的艺术，他自己已经66岁，近年来精力主要是放在教学上，但是他也表示，第四代导演作为完整经历文革的一代，有责任拍出真实地反映那个时代的作品。）

“二十三岁我大学毕业，年轻的时候经历了完整的文革。我们应该对文革做很真实又很深刻的表现。而姜文他才十三四岁经历文革， 所以他写的是阳光灿烂的感觉，是少年眼中的文革。其实文革是一个非常残酷和严格的成人的一次政治大灾难。它到底是怎么样的，我们都没有做。但是现在有很多限制，很多（事）现在不让你做。很多东西不给你解密。如果我们这一代人大家都不这么有分量地做这个事，你现在去问我的二十岁左右的学生，他都觉得不可理解：怎么回事啊，你们太滑稽了，你们有毛病啊? 他不信。如果将来等他们长大再去拍文革，我觉得会拍出非常假的、非常滑稽的东西。”

（谢飞说，他自己很想拍的一个题材是马思聪的故事，但是在目前的情况下非常困难，场景跨度太大，外部限制太多。谈到对电影的控制：）

“电影观众，就是说他上亿的票房，也才两三百万观众。可是电视剧一播就是上千万的观众，流行歌曲一唱就是上亿的儿童，没有一个专门机构管。就是广电，有个电影局，每部电影都要审查。原因就是（19）50年开始建立文化部的时候就传达了，列宁同志说：一切艺术中，电影对我们是最重要的。那是什么时候（说的话）？那是1917年。到今天还坚持这一条。我经常说，全世界没有一个政府有一个部门专门管电影电视的。顶多有一个文化部。就是这个纳税的钱，人家不愿意花在这种无效的事上。可是我们从上到下都有广电局，一套官员，大家坐在这儿。他有这么多官员他不干事儿他不审查你怎么办？我经常跟他们（开玩）笑说，其实按你们这（样），咱们应该成立一个流行歌曲部，一个歌舞厅部，电脑游戏部…… 你不去管。一个流行歌曲，一句话，就使得这些孩子形成一辈子的人生观。比如说“跟着感觉走”，“爱你一万年”，他唱几句他就，啊，咱们人活着就是跟着感觉走。我说这你们都不管，怎么就我们这破电影就死活管。 你管了半天还没人看，而你浪费的是国家纳税人的钱。”

（在新一代导演中，谢飞很赞赏贾樟柯，认为他的电影拍出了他所处的时代的风貌。对于著名导演张艺谋，谢飞的评价是这样的：）

“张艺谋，其实他第一部电影，我看了《红高粱》，我觉得这是一个商业片导演啊。他太会运用光彩啊，节奏…… 太好看了。他本身没有太多的人生哲学和或哲理。因为伟大的电影作家，像费里尼啊，伯格曼啊，这些人都是思想家，他们对历史人生都有自己的独特看法。像张艺谋他实际就是一个视觉的天才。以前很多片子，我说我很不满意你的片子，你怎么只写人性恶啊？那个《摇啊摇》，巩俐，从小就是被人家卖来卖去，受那么多苦的一个女孩子，怎么最后她也很坏。《大红灯笼》这个女孩子也很恶。我说你只看到人性中的恶。但是他后来突然拍了《一个不能少》和《我的父亲母亲》，只是写光明。他就是属于自己没有特别稳定的、深刻的、独立的人生观。”

（谈到中国电影将来的发展，谢先生最希望看到电影政策的变化：）

“它是应该，政府越来越少管，而成立相应的工会。其实像西方，它这些全是靠工会，制片人工会和编剧工会。像美国的分级实际是电影协会自己分的，不是政府分的。你要犯了法上法院。所以我觉得，中国现在是不错的啦， 经济发展，但就是政治改革的滞后。政治改革里头也就牵扯到特别对影视，我就盼望着尽快在电影体制上做一些松绑。现在绘画、小说、音乐都很开放的。只有电影，包括电影节。因为我去过很多电影节了，我就特别希望在国内多搞电影节。但是国家只批准上海搞一个电影节，任何（别的）地方不许搞。北京都没有自己的电影节。弄得我没办法，我只好在电影学院搞了一个国际学生影展。就是每年全世界学生的毕业作业，十几分钟的短片。我已经搞了六届了，非常成功。但是上级最后命令说，你们绝对不许出校门，也不要向社会上报道。我觉得很奇怪，他剥夺了我们很多文化观众看电影的权利。”

（谢飞还说，艺术电影的发行主要靠电影节。电影节是一个文化交流和传承的平台，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文化电影观众，他希望有一天，中国的电影工作者也能够在全国的任何一个城市举办电影节。）

在油盐柴米之外，和我们的现实生活并存的，还有一个世界。姑且借用一下村上春树创造的这个词，尽管这完全不是一码事。

在这个世界里飞来飞去的不是“小小人”，而是另外一些友善而睿智的精灵。他们可能叫曹雪芹，可能叫贝多芬，也可能叫齐白石。可能上百，也可能只有三五个。这个世界的好处是，你喜欢谁就可以邀请谁来住在其中，你投入越多它就越广大。精灵们不势利，学富五车的他们固然欢迎，不识字的女佣也可以随他们神游太虚。

当然，如果你不把它看成是平行世界，只把它看成是业余爱好，那它就没有和日常生活平行存在的法力。对我来说，这是我的1Q84，是两条铁轨中的一条，是空间的第三维。没有它的生活是一架独轮车，每天在相同几个点之间吱吱嘎嘎地来回画线。

它像云层后的蓝天一样，其实总是在那里的。关键是找到它的通道。青豆姑娘的通道是高速公路上的一段不起眼的阶梯。我们的通道，可以是一种最不擅长的运动（因此我家目前计有滑雪头盔、攀岩鞋，登山靴束之高阁，以前还有过一套合气道服）。可以是画笔，像《花落花开》里那个女佣。可以是阅读，像《刺猬》里的那个门房。但最便捷的通道。依我之见是音乐。王菲也好，阿炳也好，乐声一起，云层散，水断流，你轻易就穿越了。对我来说，尽管我听不出什么赋格变奏，但马勒第二交响乐的最初几个小节，是我的咖啡因，是我的除臭剂，是我的防火墙，是我的飞毯与神灯… …

拥有一个“1Q84”而且可以随时进入当然不是光有好处。当大家都像赛场上的橄榄球运动员一样朝一个球没命地飞奔时，你可能是落后的那一个。但是它的好处更多，这里不一一赘述。因为在我所居住的时区，再过几分钟，2012年就要到来了。我这算是唱支山歌给我的众位精灵听，感谢他们不离不弃，馈赠良多，陪我走过又一年。

八月份的时候，魁北克省总理夏雷率团去过一次中国。他的北方开发计划需要外国投资，现在不是盛传中国人钱多得没处花么。但是代表团回来几个月了，除了一个吉林的吉恩镍业公司追加投资外，好像没有别的动静。

几天前，有个随团访华的总理顾问向记者透了点儿风：中国人很愿意来投资开矿，而且雷厉风行：开矿前要搞环境评估，两个星期足够了吧？另外，可不可以自备工人？

前加广驻中国记者科尔米耶刚出了本书：《天安门的继承人》。我去采访他。他说在中国四五年，最深的体会就是西方人想改变中国是痴心妄想，但是中国人倒是可能带着“中国模式”来改变西方。你看，雅典港口由中国公司管理的码头，就取消了工会。所以魁北克北方要请中国人来投资，你得先想好能接受多少中国模式，接受不了的地方怎么谈判。

据那个总理顾问说，夏雷闻言立刻把头摇成了拨浪鼓，连说NO，NO，NO。但是夏雷现在民望实在太低，信他的人不多。不止一个怀疑地问：真的吗？你肯定他不会把魁北克论斤卖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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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发现本市的两家影院有纽约大都会歌剧院的高清转播，于是就弃N天未擦的地板于不顾，去看亨德尔的《Rodelinda》。女一号是弗莱明演。歌剧我其实就喜欢听个合唱，跑去跟一堆老头老太太在电影院里一坐四个小时，有点附庸风雅之嫌疑。但是，Rodelinda发现丈夫血衣时那一大段咏叹调，还是感动了我。我一面听还得一面给自己做思想工作：你可别像《Pretty Woman》里那个傻呼呼的姑娘，听歌剧还掉眼泪。人家掉泪那是俏佳人，你要掉泪这叫不靠谱。更何况她丈夫其实没死前脚刚溜走，她没看见你可是看见了… … 这位本来整场光彩照人的著名女高音，沉浸在王后真切的丧夫之痛中，以至于第一次显出了老态。回来后一查，原来弗莱明今年已经五十二岁了。

剧中的反派重臣由华人男低音沈洋扮演。演员中他最年轻，是80后。歌剧院能让一张东方面孔演古代伦巴第人，证明他真是优秀。但是一台演员谁不是人尖子，他在里面并不突出。

看一场歌剧现场，最差的座位票价都超过50加元。但是看高清转播才26加元。谁想出来的这个主意，真是造福我等大众。尤其可贵的是，看转播不用盛装前往，穿牛仔裤就行了。

昨天去听了巴赫的《圣约翰受难曲》，蒙特利尔交响乐团合唱队演唱。独唱演员多半来自德国和奥地利。可能因为歌词是德语的。

我度过了一个很小资的夜晚。刚落成不久的新音乐厅音响效果很好。这是我第一次看蒙特利尔乐团的日裔指挥肯特.长野的现场演出，立刻沦为粉丝。他的风格含蓄克制，不能想象他曾经跟小泽征尔学过艺。担任重头叙事的男高音Genz嗓音清亮，把我一向觉得枯燥的宣叙调唱得起伏跌宕。唱耶稣角色的奥地利人Werba外形英俊，但是他那把浑厚的男中音太有气势了，不是我想象中的耶稣的声音（但是也不能想象让男高音来唱这个角色）。还有一个美中不足是30多人的合唱队音量弱了一些，尤其是开场的时候。有位乐评人认为他们把民众部分的歌词唱得美妙有余而暴戾不足。他可能听过2006年长野指挥的《圣约翰受难曲》。那一次用了120人合唱。试想一百多号不明真相的群众怒吼“除掉他！除掉他！”会多令人心惊胆颤。那次据说还有布景和字幕。我2006年在忙些什么？竟然错过了。

《圣约翰受难曲》实际上是根据《约翰福音》记载的耶稣受难的经历。音乐会之前在网上查了一下，发现这部清唱剧因为多次提到犹太人而引起过巴赫是否反犹的争议，因此在音乐厅里格外注意听蒙特利尔乐团有没有为了政治正确把歌词里的“犹太人”改成“众人”。还好，没有。今天报纸上的乐评也没有提这个话题。

说到这部作品的反犹倾向，歌词里用到“犹太人”这个词时基本上都是引用《约翰福音》的原文。指责巴赫反犹的人只能指责他选择了约翰。其实要说反犹，《马太福音》里，罗马巡抚彼拉多当众洗手以示脱罪：“流这义人的血，罪不在我，你们承当罢。”而众人却满不在乎：“他的血归到我们，和我们的子孙身上。”虽然用的是“众人”而不是“犹太人”，但只要想一下后来历史上发生的事，就会觉得这才更让人后背生出寒气。

德克萨斯州某县法官亚当斯用皮带抽打女儿的视频传开后，他被暂时停职，警方介入调查。虽然他可能因追诉期已过不会吃官司，但是有这段传遍全世界的视频，他要想再做法官，恐怕是不可能了。

我坚强地看完了七分多钟的视频。打孩子、而且认为这是一种教育方式的父母，和贪官一样，是不分国家和社会到处都有的。区别只是在美国会惊动警察，在中国可以出书。

我有一次在植物园门口等人，目睹一个七八岁的孩子当街撒泼。他不肯离开植物园，在二十多分钟里，用分贝相当于一台中型电锯的声音嚎哭。他妈气得要命，但是束手无策。我在旁边看着，心想她肯定手痒。换了是我在她的位置，除了给那个小魔头几巴掌，恐怕也没有别的办法，尤其是如果还要急着赶下一班郊区火车什么的话。

不过对一个已经具有正常的理解和交流能力的孩子，父母要依靠体力上的优势来解决问题，已是无能和失职的表现。小魔头之所以那样做，是因为在那一天之前和学会哭声以外的表达方式之后这段时间里，父母或是允许他继续用哭闹来达成心愿，或是没有花时间和精力好好教他。我确实见过没有挨过打，但是家教和功课都极好的孩子。

当然什么事都有例外，打孩子也是一样。父母也是凡人，也会技穷、心情不好、盛怒失控。这种时候偶一为之，打了也就打了吧，也没必要跟他们记仇。

但是这绝不是什么值得炫耀的事。像“狼爸”萧百佑那样，不仅长期地、制度化地打孩子，还出书向全国人民介绍心得体会。这太过分了吧。他那得意洋洋的笑脸比那个凶悍的美国法官更让人起鸡皮疙瘩。他不应该做父亲，应该去一个法西斯国家应聘集中营看守。

希望亚当斯永无再做法官之日，更希望有一天在我的祖国，萧百佑和朗国任这样的人成为过街老鼠，不送他们进监狱，也要送他们去看心理医生。